而他之所以出现在徐光启面前，原因则比较搞笑——徐光启在马德里彻底公开天花防治之法的时候，波尔多市民正经历着鼠疫的大屠杀。

而以此时的欧罗巴医学水平，只知道这是类似于“黑死病”的烈性传染病，对其致病机理与防治方法几乎是一窍不通的。

在鼠疫初发的时候，波尔多市长就从城市里消失，对疫情不管不顾。愤怒的波尔多贵族不停的四处传信让他回去主持大局，搞得他名声变得很臭——这充分体现出人性的脆弱，尽管《随笔集》中的蒙田好像已经看透人生，看淡生死，但书外的蒙市长还是毫不犹豫的从心出逃。

徐光启的出现，给了名誉近乎破产蒙市长一个强大的理由，他回信波尔多议会，宣称要追赶使团的脚步，在神秘的东方来客那里寻求传染病的防治方法——能治疗天花的神圣国度，波尔多正在爆发的这种传染病还会没办法吗？

实际上，当来自赛里斯的天花防治方法传到法国的时候，蒙田在感到由衷敬畏的同时，确实产生了新的希冀：他从波尔多市逃跑本就不好意思，如果能得到波尔多传染病的防治方法，真算是将功折罪了。

蒙田的家庭教师只会说拉丁文，因此他一生都以拉丁文为其母语，其与徐光启直接交流毫无障碍。徐光启听了他的来意，得知他从疫区来，就直接告罪更衣。等他出来的时候，脸上已经戴上纱布口罩——王家屏等使团其他成员一看，也都纷纷告罪戴口罩，把蒙田羞得满面通红，在座陪同的大公等人也感到有些尴尬。

等徐光启听完蒙田描述的传染病症状，就知道这种烈性传染病的致病机理早已被大明发现——尽管京师医学院并没有找出鼠疫杆菌的培养和染色方法，但利用显微镜，已经在病患的血液中发现了这种卵圆形的细菌，并写出了相关论文。

徐光启沉吟一下道：“在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国的草原上正在流行你所说的这种疾病，朝廷派出防疫专家和医生已经将之控制住了。其实只有搞清楚防疫基本原理，几乎每一种传染病都是可以被预防的。”

在座的托斯卡纳大公，以及红衣主教费迪南多·美第奇等陪同的贵族闻言立即屏住呼吸——儒略历1347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罗巴的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黑死病对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科技等方面造成了剧烈的冲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历了黑死病后，欧洲部分精英发现天主教的专制是一种桎梏，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启蒙运动产生重要影响，从而改变了欧罗巴文明发展的方向——可以说，世界有多大，欧罗巴人对传染病的心理阴影就有多大。

然后，徐光启就介绍了大明在传染病研究方面的一些发现——尽管这些发现都是显微镜发明以后取得的，但显微镜作为大明禁止出口的管制技术，徐光启有意的语焉不详；至于在“卫生”方面，一路上被“熏陶”的一肚子气的徐爵爷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优越感，对此际欧洲的现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诸位先生们，对于欧罗巴，本人和使团对你们创造出来的文明是非常佩服的，对于开启大航海时代的先贤甚至是有些敬仰的——尽管大明的航海史要早于你们。但说句老实话，整个欧洲，从国王到平民，生活习惯是极其不健康，甚至可以说是野蛮和非常落后的！”

“文明人应该知道处理好自己粪便，使得自己区别于家畜与野生动物！”

“文明人应该知道清洁自己的身体，使自己免受疾病和寄生虫的侵蚀！”

“文明人应该知道打扫自己的居所，使自己能够生活在干净、整洁的环境！”

“文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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