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臧在系统商城了解了一下，就算兑换出超级杂交水稻的种子，也不可能达到后世的产量。

后世的恐怖产量是靠现代的化肥和各种各样先进的农业科技堆砌起来的，而他郑克臧什么也没有。

现代化肥基于石油工业，咱们华夏造出化肥都得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他郑克臧何德何能，造不起啊。

就算辉煌点数够用，换出化肥生产线，那还得整个发电厂呢。

但粮食的问题必须解决，这是明郑面临最大的问题。

军队需要粮食，老百姓需要粮食，他得想办法搞定呀。

正所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

等等，红薯。

郑克臧心生一计。

番薯在明万历时期就传入华夏了，而且传入的过程非常传奇。

番薯这玩意原产地是美洲，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带货，全球或多或少都有番薯的身影。

多年在吕宋做生意的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和他的儿子子陈经纶，见当地种植一种叫“甘薯”的作物，生熟皆可食，产量又高，而且不挑土地。

于是他俩决心把甘薯引进大明，以缓解家乡山多田少、粮食不足的现状。

然而，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视甘薯为奇货，“禁不令出境”。

陈振龙经过精心谋划，“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并在绳面涂抹污泥，于1593年初夏，巧妙躲过西班牙人关卡的检查，“始得渡海”。

但是呢，番薯这玩意作为主食味道不如米和麦，初期没得到大明人的重视，老百姓种植的欲望不高。

到清朝时，大清的皇帝们看重红薯的高产量，才得以大规模推广。

根据《清稗类钞·植物类》记载：“康熙时，圣祖命于中州等地，给种教艺，俾佐粒食，自此广布蕃滋，直隶、江苏、山东等省亦皆种之。”

当时南方不少省份，番薯种植已经比较普遍，并成为贫苦人家口粮的重要组成部分。

雍正三年（1725年），福建巡抚黄国财奏折中说：“查泉州府属之惠安、同安、金门沿海处所，去冬番薯歉收，今春又值米贵，近海穷民不无艰苦。”。

此外，雍正六年（1728年）两广总督孔毓珣奏：“查潮州民间原多种番薯，以代米粮，现俱大收，每觔卖钱一文，黄冈、碣石一带每十斤卖钱七文，约计一人一日之食，费钱不过一二文。”

可见，到雍正年间，番薯已经成为下层百姓日常食物，尤其是在发生水旱灾荒的年份，更是成为救饥度荒的救命之物。

当时很多有远见的地方官员也逐渐意识到番薯的重要性，如乾隆十二年的安徽巡抚潘思榘就要求全省种植番薯。

如此种种，连皇帝本人也逐渐意识到番薯是个好东西。

乾隆五十年，乾隆皇帝下诏以朝廷的力量推广番薯。

在上谕中，乾隆皇帝对山东按察使陆燿进行了表彰，说他总结番薯种植经验的《甘薯录》通俗易懂，命令“多为刊刻”，“颁行各府州县，分发传钞，使皆知种薯之利，多为栽种”。

同时要求，中原地方官员大力推广番薯。

另外，其他未曾遭灾的省份，也要把《甘薯录》“多为刊布传钞，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将此传谕知之。”

由于有着来自最高层的关注，番薯逐渐在京畿地区和中原等地大规模地推广开来，成为下层百姓的主要食物之一。

与小麦大米等传统农作物相比，番薯不与主要粮食作物争地，且种植技术相对简单，对气候和雨水要求也不高，可以这样说，番薯对于清代养活亿万下层百姓，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