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纲五常的道德论对统一的多民族的文化的形成，对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纲与五常二者相互结合，构建出中国封建道德体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其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涉及宗法制封建社会中的国家政治生活关系，家庭中的伦理生活关系，在客观上解决了政权、夫权、父权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仁、义、礼、智、信五常涉及人际交往的关系，是个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解决了政治修养和道德修养的问题。”

“三纲五常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是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纲领，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成分与重要内容。”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是在思想上消灭诸子百家思想，而是吸纳消化吸收融合到儒家思想。

汉初的无为而治，虽然实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

但也正是因为无为，儒家和道家争论不休，中央和地方貌合神离，来自匈奴的威胁越来越大。

大汉王朝在思想上、制度上、外交上的问题始终没有完全解决，这一切都交到了汉武帝手上。

武帝好大喜功的个性，必然不甘心无为而治。

这就需要一套权威的思想体系作为理论基础，以实现武帝的野心。

窦太后一去世，早已按耐不住的汉武帝立即诏令全国寻天下名士，问治国良策。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和他的天人三策横空出世。

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三个主要思想，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大一统、尊王攘夷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解决的是政权合法性的问题。

高祖皇帝当年打天下的时候，靠的是武力夺取政权。

但是他却认为，高祖之所以能当皇帝，是因为生下来就是当皇帝的命，这是天意的安排。

当然，并不是他说一句君权神授老百姓就会认可的。

因此，董仲舒又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观点。

他吸收阴阳家的阴阳五行等观念，结合儒家的自然法则和人规范，进而引出天子受命于天的核心观点。

他还强调，天道体现于人间，其实质就是三纲五常。

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同时，他又强调天人感应。

皇帝受命于天治理人间，如果做的好，老天就会降下祥瑞。

如果做的不好，老天爷就会降下天灾示警，约束皇帝的德行。

而到底什么才是祥瑞，什么才是灾变，这些祥瑞和灾变又预示着什么。

最终解释权又都掌握在儒家手中，进而形成儒家士大夫和帝王之间的思想共识。

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解决的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治的问题。

汉初分封所产生的历史问题，让每一位皇帝头疼不已。

高祖通过逼诸侯造反剪除异姓王，文帝通过打压诸侯分化同姓王，景帝通过削藩压制诸侯王。

到了武帝这里，再也不用搞什么阴谋阳谋。

直接来一句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收回诸侯王的封地。

彻底将先秦时期裂土封侯的旧思想扫进历史垃圾堆，一举解决地方诸侯问题。

真正做到普天之下，皆是王土，四海之内，皆是王臣。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解决的是意识思想问题。

百家争鸣，百家齐放固然精彩，但社会上的声音多了，老百姓就会陷入茫然而不知接下来的道路该往何处走。

只有统一了思想，社会才能安定下来，才能接着向前发展。

所以，他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学统一教化人们的思想。

同时要求统治者以儒学为指导思想，以约束人们的行为，教化百姓，进而实现礼乐太平。

很显然，他主张的儒术已经和几百年前的孔孟之道大相径庭了。

相较于孔子执着于恢复早已不合时宜的周礼，他与时俱进，充分吸收阴阳家、道家和法家的精华。

提出的一个崭新的契合当下时代背景，满足帝王统治需求的新儒学，是哲学思想和统治理念的完美结合。

明面上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质还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这也是汉武帝接受独尊儒术的根本原因。

“汉武帝认为，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对于建立大一统的政权、维护长期统治十分有利。”

“于是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了百家博士，并采取了一系列崇儒措施。”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钦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

“并设立研究和传播五经的博士，儒家经典成为皇帝钦定的教科书。”

“之后汉武帝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考试合格即可到朝廷当官。”

“从此，儒家思想的理论体系和经典，便成为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

“这一变化，在中国的文化变迁中一方面把布衣孔子变成了统治阶级的圣人。”

“另一方面，奠定了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影响极其深远。”

“首先，这一政策确立了儒学的统治地位，结束了自春秋以来学术与政治的分离状态。”

“使儒学由私学转化为官学，学术与政治融为一体。”

“其次，该政策的推行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巩固了大一统帝国的局面，并影响了汉代人才的选拔和汉代经学的产生。”

“但同时，这一政策也导致了教条主义现象的出现，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

李世民：汉武帝选中儒家思想作为治理天下的唯一主导思想，其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在他看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真正的原因有三点。

首先，从帝王的角度来看，儒家思想是一种趋向于中和的思想。

儒家思想既不像秦朝时期采取的法家思想那样严刑峻法，也不像汉初采取的道家思想那样无为而治，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寻一个平衡点。

因为秦朝距离汉武帝时期并不遥远，这就使得这个观点在当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秦朝虽然横扫六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但是战时成为法宝的法家思想在太平时期就显得过于严厉了。

正所谓乱世用重典，而到了治世如果还用重典，那无疑会遭致百姓的反对。

法家思想太过严厉不行，温和的道家思想也不行。

为了缓解天下疲敝的局面，也为了同秦朝的残暴统治划清界限，汉初时选择用黄老之学作为指导思想治理国家。

经过了数年的休养生息，百姓得到了久违的喘息，国力也得到了恢复和加强。

效果是显著的，但是这种思想带来的弊端也同样明显。

由于倡导无为而治，地方封国日益强大，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也逐渐下降，直至到汉景帝一朝爆发了七国之乱。

而在中央，帝王的权威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威胁。

在各种势力的交织影响下，作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往往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权力。

而儒家思想则介于法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二者之间，使汉武帝在避免前车之鉴的同时有了一个新的选择。

其次，儒家思想所主张的理念有利于中央集权，尤其是皇权的巩固和加强。

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张之一就是君权神授，皇帝作为天子拥有无可辩驳的统治地位。

天下臣民接受皇帝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无比荣耀的事。

而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经过汉朝皇帝的宣传同君权神授的思想结合起来，进一步构成了教导百姓忠君爱国的理论基础。

这一切都完美地契合了汉武帝想要达到的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的目的，使得天下臣民在耳濡目染的过程中从内心里接受了思想的转变。

从某种意义上讲，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初衷在于加强皇权，以便维护刘汉皇室的统治。

最后，汉武帝的个人意愿也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董仲舒提出的这一思想主张与汉武帝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迅速得到汉武帝的采纳。

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就遭到了以窦太后为首的崇尚黄老之道一派人的极力反对，一大批支持儒学的大臣被打压。

但是羽翼已丰的汉武帝，正好借此机会开展他的抗争。

直至窦太后逝世后，汉武帝再也没有顾忌，支持儒家思想的一派再度崛起。

而包括黄老思想在内的其他思想学说则被一律排除在官学之外，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在之后的上千年中再也没有被动摇过。

汉武帝在即位之初面临的形势是十分复杂的，这其中既有治乱除弊后的百废待兴，又有黄老思想影响下的皇权削弱。

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想要实现心中的宏伟目标，成就前所未有的丰功伟业，就要改变这一现状。

变革的措施和方法包括很多种，而在这其中起到统领作用的，体现在思想层面上的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之所以选择儒家思想作为治理天下的唯一主导思想，有着多重而复杂的原因。

其中既有个人的喜好，也有加强中央集权和皇权的政治需要，还有秦朝和汉朝初期采取其他思想所造成的不利局面的前车之鉴。

但归根结底，这是基于当时历史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汉武帝只是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

从某种意义上讲，汉武帝做出的这个选择是时代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