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香江的新联影业和长城制片厂各自派遣一位副经理带队，赶赴燕京会见章局长和燕影厂的人商谈《少林寺》项目的最终走向。

钓鱼台国宾馆，韩平和汪厂长一行人早就等在宾馆门口等待，深怕迎接工作做得不到位。

时间来到十一月底，天气转寒，韩平他们也早就换上冬装和冬鞋，饶是如此，依旧被冻的够呛。

只是香江的人不来，他们也不能离开。

还好，就在韩平准备劝汪厂长先进酒店暖和一下的时候，香江的人终于是到了。

看阵势，两个打头的应该分别是新联和长城的副经理。

两人年龄大约都在五十岁上下，西装革履，一看就是成功人士，和内地这边的“土老帽”差距明显。

“楚经理，欢迎欢迎。”

“陈经理，欢迎欢迎。”

汪厂长上去握手，香江的两位电影公司副经理也不敢怠慢。

来之前，他们就被告知，燕影厂的这位汪厂长是大陆电影行业的大佬，不是他们能得罪的，因此表现的很谦虚。

“汪厂长好，我等来迟，还请不要怪罪。”

汪厂长看了眼韩平，韩平了然，立刻上前，笑着说：“哈哈，两位严重了，大家都是同行，正应该多多亲近才是。”

正说着话，章香山姗姗来迟。

几人互相介绍后，章香山对韩平多看了几眼，进宾馆前更是对他笑着点点头，搞的韩平有些不明所以。

不过他也没多想，跟着进去开会，早晚会知道这位领导为什么会对他格外关注。

进入包厢后，美酒佳肴陆陆续续上来。

韩平在旁作陪，也听到一些关于香江左派电影公司的内幕消息。

本以为香江的电影公司，哪怕是左派产业也该是风光无限，哪里知道现实并非如此。

所谓左派电影公司，顾名思义，是带有一定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色彩的电影制作机构。在香江，这类公司通常与内地有着密切的联系，致力于创作和推广具有进步思想的电影作品。

它们的发展与国内“长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江方针密切相关，旨在通过电影这一媒介，在中西意识形态的角力中占据一席之地。

60年代，香江电影界国语片“四大公司”和粤语片“四大公司”，“长城”、“凤凰”占国语片四大公司的两席(其他是邵氏和电懋)；左派“新联”和本土的“中联”、“光艺”、“华侨”并列为粤语片四大公司。

可见当时左派进步电影横跨香港国语、粤语影坛的强大声势。

虽然面临着“电影内容只要稍涉民族意识，港英政府就会要求删减”等严苛的电影审查和进步人士不断被驱逐出境等政治迫害，左派电影仍拼命突出重围，大放异彩。

左派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多导人向善、寓教于乐，多源于香江现实生活又进行巧妙艺术加工。观众面非常广泛，在东南亚特别有市场。

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初中期，在东南亚拥有庞大影院网络的邵氏、电懋等都还没有正式开发自己的制片业务时，左派公司出品的制作严谨、明星号召力强的众多电影更是院线竞相购买的对象。

但是不论曾经多么辉煌，时代是无情的。

和国内一样，特殊时期对香江的左派电影公司影响非常大。

左派电影不仅创作上要求以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要任务，而且强令左派“双南院线”的南华、银都、普庆、南洋等影院必须放映《红灯记》《沙家浜》等“革命样板戏”电影。

国内观众都不喜欢看的电影，受到资本主义熏陶的香江观众能爱看吗？

那特殊时期结束后，香江左派电影公司会好过吗？

并不会！

因为，香江观众的观影喜好早已改变。

左派电影公司的电影变得无人问津。

1978年那年，左派电影公司共推出五部电影，收入仅有五百万港币，已经处于摇摇欲坠的边缘。同一年，成龙凭借《醉拳》就已经入账800万，《师弟出马》更是一举突破千万大关。

为了挽回局势，港澳办的廖主任联合新联，搞出了个合拍片计划。

而《少林寺》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如果这开头炮不响，长城和新联等一众左派电影公司就要面临灭顶之灾。

他们寄希望于《少林寺》能成功，可现实总是事与愿违。

《少林寺》拍摄完成后，尽显扑街的潜质。

怎么能挽回颓势呢？

听章局长说燕影厂似乎有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所以他们就来了。

香江来人对章香山和汪厂长格外关注，他们却不知道，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人也在观察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