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会是写给哪个女生的情书吧。”

“肯定是写给林清霞的，他们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谈恋爱的。”

“林清霞真是太幸福了，我要是有个男人为我写这种诗，我死都愿意啊。”

“花痴吧你。我们班上那些男生，写情书都只会抄琼瑶小说的，还尽抄人家已经看过的那种，真是太逊了。”

“……”

女生们唧唧喳喳地议论起来，反倒把叶辉丢到一边不管了。叶辉忍不住咳嗽一声，说道：“请问你们买不买，不买我再去找别人。”

“买，我买，多少钱”旁边激动地去掏钱包，口袋里的瓜子撒了一地。

“八折，两块钱一本。”叶辉道。

“我也要。”

“给我来一本。”

“……”

很快，这些女生就人手一本，按这个速度下去，恐怕头版的2000册没几天就要卖完。

不过叶辉感觉到有些悲哀，这些女生买诗刊纯粹是冲着王梓钧去的，而非是喜欢诗歌。

叶辉背着诗刊去寻找下一位买主，这些女生还在那里一边走一边看

“呀，你们快看，这后面还有余光中的评语。”

“余光中是谁啊？”

“你真是，还大学生呢，连余光中都不认识，他是个大诗人啊，现在是中学大学那边的教授。”

“哦，原来是个教书的。”

“鄙视你。”

这群女生一回到教室，胖妞立刻大喊起来：“快来看啊，王梓钧高中时候写给林清霞的定情诗”

此言一出，教室里的学生全部涌了过来。很快，诸如“太感动了”、“好好浪漫”之类的惊叹声不时响起，手上没有诗刊的纷纷询问这杂志哪里买的。

《罗盘》的创办者们的推销行动显然很成功，仅仅一天的时间，各大高校周围的书店都知道一本新诗刊好卖，因为上面有王梓钧的诗。没过几天，印刷出来的那2000册诗刊居然库存告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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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周报》的编辑部，张彦头发都快挠光了。

一旁的同事笑道：“哎呀，我们的大才女怎么了？”

“缺稿啊”张彦用头撞着桌子。

“你的诗文版还怕缺稿子？随便找几首泰戈尔、徐志摩的就可以了。”

“天天都是名家的诗，读者没看烦，我编都编烦了。”张彦苦恼地说。

张彦正吐着苦水，突然一个年轻女人闯进来，手里拿着一般杂志，喊道：“西西，有好东西给你看。”

“什么好东西？”张彦好奇地问。

“你看过就知道了。你听着，我给你念啊。”那女青年翻开杂志朗诵起来：“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谁写的？这首诗没听过啊，不会是哪位大诗人的新作吧？”编辑部的人听到朗诵，都看向那女青年。

“你们猜”

“那你先说说，是中国人写的还是外国人？”

“中国人。”

“中国人？那是年轻人还是年长的？”

“年轻人”

“香港现在的年轻诗人不多啊。咱们的西西算一个，还有那个黄国彬不错，嗯，前段时间冒出来一个叶辉，哦，还有钟玲玲。以这首诗的风格，不会是钟玲玲写的吧？”

“全猜错”女青年得意地笑道，“谁说是香港的啦？当当当当，答案揭晓，是王梓钧……喂，你们别做出那种表情好不好王梓钧就不能写诗了？别忘了人家还是著名作家。而且啊，我听说这首诗是他高中的时候写给林清霞的求爱诗”

“你没开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不信你们自己看”

张彦咬着笔杆子笑了起来，她需要的稿件终于有了。

就像是病毒传染一样，一个星期以后，一本叫做《罗盘》的诗刊突然在图书市场火了起来，而一首叫做《飞鸟与鱼》的情诗也迅速的流传开来。

事实上，这首诗确实有那种看到第一眼就让人记下来的能力。后世把它的作者说成是泰戈尔，居然让大多数人觉得理所当然，认为只有泰戈尔那种级别的大诗人才能写出这种好诗。甚至谣言揭穿以后，许多这首诗的拥护者都不能接受现实，死撑着说它确实就是泰戈尔写的。

而现在《罗盘》上发表以后，叠加上王梓钧的名人效应，以及余光中在后面的诗歌赏析点评，那种传播效果只能说是恐怖。

香港某中学。

一个男生捧着粉红色的信纸交到女生手里，深情地说：“苗苗，这是我写给你的情诗，它代表了我对你的真心。”

女生幸福地打开：“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刚刚看了第一句，女生脸上的笑容全失，勃然大怒道，“张学友，你当我是白痴吗？你这是你写的？就算我是林清霞，你也不是王梓钧”

“这首诗你知道？”男生傻了，心想：阿德说这是一个英国佬写的，香港没几个人知道啊。

“哼”女生把情书砸到男生的脸上，气呼呼地转身就走。

仿佛成了一种社会效应，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年轻人表白的时候，都会说出那句“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右派报纸《星岛日报》更是对王梓钧大加推崇：“抛开王梓钧在小说、音乐和电影上的成绩不讲，只这一首诗，就能让人记住他的名字。用才华横溢来形容这个年轻人，我想一点都不为过。如果他用全部精力放到诗才上，现在我们看到的就不是明星王梓钧，而是大诗人王梓钧。”

有人夸自然有人骂，《星岛日报》的评论一出，香港诗人何达就在《文汇报》上撰文道：“《飞鸟与鱼》我也看过，确实是一首好诗，但某些有政治目的的报纸恐怕吹捧太过了。这首诗堆砌太过，恕我直言，如果是我来写的话，只会留下第一节，这已经把整首诗所有的感情都已经表达完整了。至于后面的文字，通篇都是废话，矫揉造作，俗不可耐”

何达今年60多岁，这老爷子在香港文坛影响颇大。先不说他自己的作品，只罗列出他的老师，阵容就够唬人的。抗战时高校南迁，何达也跟着到了桂林，再写诗上先是得到艾青的辅导。后来在昆明西南联大就读时，几乎每首诗都经过闻一多指点。战后，转入清华大学，上朱自清的课，由朱先生给他的诗打分数，其第一本诗集就是朱自清帮他编的。

想必大家看出来了吧，这老爷子就一个左派文人。

何达的评论一出，立即招来王梓钧粉丝的狂喷，骂其为不知趣的老家伙。

不过王梓钧看到报纸后，却是呵呵一笑。这老先生骂归骂，但肚子里还真有点货，《飞鸟与鱼》第一段是张小娴写的，后面的都是一帮大学生接龙出来的文字。真要较真起来，说后面的都是多余的废话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