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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一出，他的同官，无不皱眉，不但语气不似下属对上官，而且“陶”字念成本音便算是读了白字。刚毅常有这种笑话，潘祖荫倒也不以为异，只这样答道：“这是钦案，而且西圣震怒，我实在为难。刚子翁期我以虞舜的刑官，真正惭愧。”

再问其他七人，答语大同而小异，总而言之，无论如何罗织，也援引不上一条能处死的律例。同时还隐约表示，这一案不能只审护军，不审太监。

潘祖荫不愿也不能强人所难，端茶送客以后，绕室彷徨，不由得想到一个人。

这个人是浙江湖州人，名叫沈家本，虽是所谓“赀郎”，捐班分发刑部的额外郎中，却是年轻好学，在《周礼》这部书上，很有些功夫。这部书专讲春秋战国的典章制度，沈家本用它来与后世律例比较，每有新义发明。

潘祖荫以爱才著名，尤其敬重沈家本想要昌明法学的志气。古人虽有“读破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何术”的话，但中国读书人牢不可破的积习，还是轻视法学，以为这是刀笔小吏之事，不屑以吏为师。沈家本曾经为潘祖荫指出过，纪晓岚主纂《四库全书》，政书类法令这一部门，仅收法学著作两部，存目亦仅收五部，指纪晓岚的按语中“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这两句话，大谬不然。盛世不尚刑法，则玩法渎职的弊案，接踵而至，何来清明之治？纪晓岚是极通达的人，如何说出这样不通的话来？礼察他的用心，或者因为高宗好用恩威，行法严峻，因而以此为规谏。但就事论事，刑为“盛世所不尚”这句话，以词害义，实在误人不浅。

沈家本的志向是想直承秦始皇焚书以前的“法家”，所以他的精于律例，与“八大圣人”又不同。八大圣人是精于当世之律，以实用为主。沈家本则从《周礼》以下，细研历代的法典，每天上衙门，在律例馆丹铅不去手，作校勘，作笺注，十分用功。潘祖荫心想，当世之律既然用不上，不知道古时候的律例，有没有可以融通的地方？不妨找沈家本来谈谈。

“子惇兄，”潘祖荫对他所用的称呼，特显亲切敬重，“我有件事想请教。西圣于国家的关系极重，如今盛怒不解，则恐病情反复，要解她的盛怒，非杀无辜之人不可。杀一人而利天下，虽然屈法，似乎可以取谅于世。不知以往数千年，有这样的例子没有？”

“这是英雄的作为，却为法家所不许。”沈家本毫不含糊地答说：“法不为一人而屈。大人不必问，就有这样的成例，也是不足为训的恶例。”

话很耿直，潘祖荫却不以为忤，想了想说：“律例由人创始……”

“大人！”沈家本很快地打断他的话，“创此恶例，关系甚大，大人要爱惜千秋万世的声名。”

说到这一点，最能打动潘祖荫的心，虽表沉默，却是不断在点头。

“大人！”沈家本又说，“致君尧舜，全在依法力争，请大人想一想张释之。”

潘祖荫瞿然动容，同时在心里默诵《史记·张释之传》。

先是默念，念到张释之拜“廷尉”——汉朝的“刑部尚书”，便出声了：“其后，拜释之廷尉。顷之，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属之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之以为行已过，即出；见乘舆车骑即走耳！’廷尉奏：‘当一人犯跸，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念到这里，潘祖荫轻击几案，慨然说道：“我就拿这个典故复奏。勉学张释之，但愿上头能有汉文之仁。”

“是。”沈家本显得很兴奋，忍不住还要说两句：“大人请再想下文。”

他是说张释之传的下文，是叙他所治的另一案：有人盗了供在汉高帝庙中的一只玉环，张释之照“窃宗庙服御”的罪，判处死刑。文帝意有未足，要灭此人的族。于是张释之提出这样一个疑问：盗宗庙的玉环要灭族，倘有人盗陵，还有什么比灭族更严的刑罚可用？这就是说，护军与太监因口角而斗殴这样的小事，竟要处死，则护军犯了更重的罪过，又当如何？

“听君一言，开我茅塞。”潘祖荫心悦诚服地拱着手说，“高明之至！”

未进长春宫，便觉兆头不好。既进长春宫，越觉得吉少凶多，但见太监连大声说话都不敢，稍有响动，立时色变。潘祖荫真没有想到，太后的寝宫，是这样一片森罗殿似的气象。

揭开门帘，肃静无声，暗影中约略分辨得出慈禧太后的样子，他不敢平视细看，望着御座磕头请安，等候问话。

“你是那一年进的南书房？”

不曾想到问的是这么一句！莫非要撤南书房行走的差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