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可以参加廷议和廷推，参与朝廷大政方针的制定，监督其执行。

他们的权限还有考察官吏，明朝对官吏的考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上制下，由吏部和都察院进行考核，称“考察”或者是“考满”；另一种是以下制上，由科道纠劾，六科给事中是以下制上的主力军，一般地，吏部负责各级官员的考核，但同时要要给事中们负责把关，只有通过吏部和给事中的共同考核，才能对官员进行评判。

尤其在每三年的“京察”即考核在京百官时，给事中拥有不小的权利。

综上所述，给事中具备了人事监督、纪委和业务部门的权利等的权利，非同小可！

监察御史属于都察院，最高位置是左都御史，可与六部尚书同起同坐，负责监察各级官员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对官员经济政策的审核，

大部分的科道官员的官阶基本上不高，只等于地方上的七品县令，这是朝廷以小制大的一种措施，但不要小瞧他们，号称手握天宪，动辄地动山摇！

能够让这些品级不高的科道官员活跃起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风闻奏事”体制，告人不用负责任，干嘛不告呢？

北宋自太祖开始留下不杀文官的祖训，基本为后代遵循，还有一个潜规则，那就是科道官员轻易不能杀，不可动，否则，你是不是心虚了，你怕什么？！

明朝自太祖立鼎，起初科道官员尚能积极完成其职责，但到了前明中期，吏治败坏，朝臣们结党营私，先后掀起一波波激烈的斗争。掌握谏言、参劾大权的科道官员常常成为党争拉拢的对象，以实现党同伐异、攻击政敌的目的。这种以敌人之是为非、以敌人之非为是的作风，很明显会让皇帝真伪莫辨，让政治信息失真、失灵，上下壅蔽的现象就会危害朝廷的统治。

明朝中后期，科道官员的行政职能、职业操守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所以在马士英所治的《前明国史》中明确地指出：前明亡于党争！

现在的皇帝还是姓朱，将来皇帝还是姓朱，不可能自家人打自家人的脸面，把责任推到奸臣的头上，从而干干净净地把皇帝洗白。

既有奸党，那么从属于奸党的科道官员充当了马前卒，经常成为党争的急先锋，其破坏力不容小觑。

新明既立，颜常武来了个一刀切，将“风闻奏事”给收了回来，科道官员还存在，但没有那种告人不负责任的权利。

他是海贼行强权，文官们虽有不满，但无人敢反他。

如此一来，科道官员的权利大缩水，带来了业务官员如六部官员、地方官员的威权上升，官员贪赃枉法，凭势欺人的事件渐多，民间怨气有所抬头，而执政的监国公主魄力不足，对于这样的情形控制不力，渐渐力不从心。

比方说，新明十年七月，兵部准备派遣兵部郎中赵新华前往北海，料理凯旋官兵夫船事务，朱真真接报后专门发布上谕，嘱咐这些人不要借机勒索地方、欺压百姓，尤其告诫中央官员不要和地方官员沆瀣一气。

然而她也知道虽然三令五申要严惩不贷，可苦于无人举报弹劾，有法难施。

御史本来应该对这种事上奏，可是问题在于“此等事，科道虽有风闻，因无实据，未便题参。地方督抚，又以官兵劳苦，不想得罪中央官员，不行劾奏，以致如此”。

朝廷既希望科道能够弹劾不法，又不愿他们风闻奏事，也就是说通过如何科道获得足够准确的信息，对于新明的统治者来说仍然是个很矛盾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朱真真除了再次强调要严惩不贷外，似乎别无他法。

之前还算好，待到皇太孙主持朝政，朝议汹涌，借机要求他恢复科道官员“风闻奏事”的权利！

……

听朱和坪述说他的苦恼，颜琨冷笑道：“这是反攻清算，必不可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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