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拆箱子、安装洗衣机，又弄出屋来接上水试了一把，这就到了下午五点了。边建功先下班回家了。

他的单位离家挺近，就在距离不过百十米的“盆儿胡同”，那家“利民小吃店”里干后厨。

要说这个小吃店的性质，其实跟“天兴居”差不多，只做早饭和午饭，但规格却比“天兴居”差了不只一星半点儿。

因为这里谈不上什么老字号，也实在太小了，整个屋里就三张桌子。

常年不变样儿，只经营六样儿食品，油饼、油炸鬼儿、糖耳朵、大饼、炒饼和豆粥。全员加在一起才五个人。

边建功纯属是看街道办的面子勉强安置的。基本没活儿给他干，除了擦桌椅板凳，就只能让他负责上午看炸油饼的锅，中午看熬豆粥的锅。

想想看吧，边大妈的亲儿子，根儿红苗正的产业工人后代。工作比洪衍武和陈力泉还惨。由此可见，当下就业形势之艰巨。

果然，边建功一见着洪衍武和陈力泉，先回家里取了两把带着皮鞘和银饰的蒙古刀送给了他们。

牛哄哄地告诉他们这玩意叫“呼图嘎”。钢火好，刃锋利，都能赶得上“鱼肠剑”了，是特意给他们带回来的。

跟着就是一通诉苦。开始强烈表达对工作的不满。

“小武，泉子，说真的。我和苏锦真得感谢你们。因为办什么事，关键时候，还真得拿东西说话啊。自打七五年内蒙的兵团建制一取消，那国家农场的领导可比当年部队干部黑多了。要没有你们在这两个春节，不断送钱送物，我们哥儿俩哪儿能打通这么多关节呢？还且回不来呢……”

“只不过，我们回来跟全国比也算晚一步了。倒霉么！现在京城等着找工作的人海了去了。像咱们这样老百姓家的孩子，基本就只有两种出路。一个是去当卖苦力的临时工，一个就是到劳动条件差、工资收入低、福利待遇次的街道工厂去干活儿。可就这样还有好多人轮不上呢。一个位置就有十八个人去抢！要不是靠我妈跟街道办的人都能说上话，我和苏锦就连这个临时工还没有呢……”

“嗨，反正我们这一代青年，算是倒了血霉了。刚懂事就赶上了‘运动’，正是上学的黄金时代，非得给我们发荒郊野岭受再教育去。要一琢磨，我们其实还不如你们呢，你们才受苦三年就回京了。咱们现在的工作性质也完全一样。早知道我当年也出去打架了，受得罪没准还少点呢。八年了，好不容易熬回来了，又他妈改喝西北风了。我算明白了，当年把我们哄出去，就是因为城里安置不了这么多人。没辙！看锅就看锅吧，一个月十六块钱，总比没事儿干强！我一大老爷们，不能白吃家里的饭吧……”

“苏锦？苏锦那工作更操蛋。挣得比我少两块不说，你们知道干嘛吗？他在我哥那澡堂子里，天天给人捧臭脚丫子。也不是知道那么缺德，在报纸上建议应该恢复澡堂的传统服务项目。结果苏锦一报道，就被领导抓夫，强行指派去学修脚去了。现在他天天没事净洗手了。我们还是经过牛粪、羊粪、马粪锻炼出来的。那也不行，人的臭和畜生的还是不一样。他自己就觉得膈应，每天不把手洗秃噜皮是绝吃不了饭的。而且连吃馒头都用筷子，手是一点不碰……”

正说着呢，苏锦也进院儿了。远远一听话音儿，就知道这是说他呢。

他不由面露苦笑，“建功，你就别给我四处散播了。这事儿光荣啊？我想瞒还瞒不住呢，你那大喇叭，得谁跟谁说，嚷嚷得连西院都能听见……”

边建功不好意思了，胡撸着后脑勺。“我这不就跟咱们自己兄弟唠唠吗？他们还能笑话你？”

洪衍武赶紧抻茬。“不能够啊！得了，俩哥哥，既然都回来了，咱们也别站着干聊了，我跟泉子给你们接风。咱下馆子去，边喝边聊怎么样？都回去跟家里说一声吧，撂下东西咱这就走……”

边建功一听喜不自胜，可苏锦却有点抹不开面子。

“别介啊，又让你们破费不合适。还是等我们发工资吧，到时候我们请客。不过，至于你们借我们的钱和物，我们如今这情况，就得慢慢还了……”

洪衍武一听赶紧拿话拦住。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见外了不是！你提这个，没劲啊！就冲咱们这几家这么多年的情分，就冲咱一个院儿住着，这点事儿还过不上吗？我还不要了，你别心里负担这么大……”

边建功也说。“苏锦，你可真是的！该心里记着心里记着，放嘴上就假了啊！怎么一回来，你心眼都窄巴了呢？连这点儿事都担不住，一点没有你在内蒙纵马套狼的劲头了！巴乐怪，巴乐怪！你简直是趴蛋的马，嚼子也嫌重。筋疲力尽的人，耳朵也嫌沉哪……”

（注：巴乐怪，蒙语，意为“不行，不行”）

说完一句蒙古谚语，他跟着半开玩笑地又说，“咱洒脱点儿，就听小武的，吃他的大户去！他们家如今可发洋财了啊，咱福儒里第一家，绝对吃不穷他！”

洪衍武也笑。“对，还是边老三痛快！苏锦扫兴，今儿得挨罚！罚……罚他什么呢？哎，对喽！咱就罚他吃烤鸭……”

“啊？”这话刚说完，苏锦看看自己的手，马上脸绿了！

“哈哈哈……”其余三人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