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安、萧逸指挥行营卫士、工匠、民夫日夜奋战,在济水河上搭建了十几座临时浮桥,帮助河南灾民渡河南下。

在河南灾民如洪水一般冲向通济渠的同时,韩进洛、孟海公等六位豪帅各自统率本部军队,由外黄、考城一线进入梁郡,迅向雍丘、襄邑、宁陵推进,直逼梁郡府宋城。

梁郡局势急转直下,通济渠的安全岌岌可危,而京畿天堑关防重镇浚仪城更是进入了临战状态,右骁卫府武贲郎将费曜带着两个团的鹰扬卫士从黑石关火增援而来,要亲临第一线坐镇指挥。

费曜乘坐的船只抵达浚仪时已是黄昏,沉沉暮色笼罩在这座千年古城的上空,给人一种无限苍凉之感。

京畿关防东部防区的最高长官,荥阳都尉崔宝德,亲自赶到城外码头迎接费曜。

荥阳都尉这个军职是今上深化中央集权改革的产物。

今上登基后加快了中央集权的步伐,先进行了行政区划改革。先帝时期是州县两级行政制度,州比较大,刺史权力也大,掌一州军政之大权。今上则改为郡县两级行政制度,其重点是改州为郡,把一个州分为几个郡,郡置太守,太守只有行政权,没有军权。这个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地方大员的权力,中央不但收回了他们手上的部分行政权,还直接剥夺了他们的军权。

本朝州刺史的军权有它的历史渊源。

中土的军队历来都是由中央军和地方军组成,统一时期,中央军强大,到了分裂和战乱时代,则地方军强大,军阀割据,群雄混战。北周朝,宇文泰建立府兵制,卫府军做为中央军,在中土统一战争中迅展壮大。统一后这一制度也就成熟了,而先帝的兵制改革除了进一步完善府兵制,加强卫府军的实力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山东地区尤其是大河南北实行非军事化,以便最大程度地遏制山东人对新兴王朝的威胁。但中土面积太大,战略要地太多,西北部的北虏也过于强盛,再加上刚刚统一百废待兴,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都要进行全方位调整,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慢慢来,仅靠中央卫府军根本保护不了中土,于是大设总管府,由总管掌控一个地区的军政大权,或者由州刺史掌控一州之军政大权,以数量庞大的地方军队来做为中土军事力量的补充。

今上登基前,中土还有三十六个总管府,主要集中在西北部的边陲地区,而掌握军权的州刺史就更多了。今上登基后,立刻改革兵制,先取消总管府,把本来隶属于总管府的军队全部划归十二卫府,统一由中央指挥,全国最基本的军事单位就是鹰扬府。其次就是利用行政制度的改革,直接剥夺刺史的军权。

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全国军队都隶属于十二卫府,都变成了中央军,十二卫府的权力就太大了,另外,中土太大,讯息传递不便,由中央直接指挥远在数千里甚至万里之外的卫府军,根本不切实际。军权的确需要集中,但无限制的集中肯定会导致重大弊端。于是中央又拿出了一个方案,那就是在战略要地设置都尉府,战略要地的军队由都尉府统领,也就是把原本由总管府统率的部分军队交给了都尉府,把原本由州刺史掌控的军权则交给了都尉府的最高长官,而都尉府的最高长官则直接听命于中央,听命于皇帝,如此一来,既解决了指挥不便问题,又分了卫府的军权,可谓一举多得。

荥阳就是一个战略要地,荥阳都尉府统领荥阳境内的四个鹰扬府,荥阳都尉可以直接指挥他们,但这四个鹰扬府在编制上则隶属于卫府,卫府也可以指挥他们,这就形成了双重领导,矛盾当然也就不可避免。不过,十二卫府的大将军、将军、武贲郎将、武牙郎将平时都不统军,只有到了战时,依据皇帝授权,才有资格统领军队出战,或者受命镇戍边陲,那理所当然统领军队了,所以正常情况下,卫府和都尉府在职权上并不生冲突。

然而,这一次,冲突就不可避免了,武贲郎将费曜匆忙赶到浚仪,就是要与荥阳都尉崔宝德抢夺荥阳境内四个鹰扬府的指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