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元寿思考了片刻,犹豫道,“把函谷关以西的精锐主力调回东都？如此重大的兵力调整,已经严重影响到整个京畿卫戍,卫府不敢擅权,必须有圣主的诏令。”

崔赜嗤之以鼻,“公已败,伊阙已丢,贼寇已兵临东都城下,在你们卫府嘴里固若金汤的京畿防线已被一伙乌合之众轻而易举摧毁,这时候你还说什么京畿卫戍,还要什么圣主诏令,你到底是何居心,竟敢置东都安危于不顾？

郑元寿摇摇手,示意崔赜不要太激动,“某有某的职责所在,某不能因为你个人的判断,就把函谷关以西的卫戍主力调回东都,但正如你所说,某不能置东都安危于不顾,所以某可以抽调部分兵力增援东都,以增加东都的卫戍力量,不过仅限于此。”

郑元寿看了看正要反唇相讥的崔赜,又摇头叹息道,“荥阳郑氏深陷危局之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牵一而动全身,稍有疏忽便有灭顶之灾,所以你理解也罢,怨恨也罢,某能做的仅限于此。”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荥阳郑氏现在不要说明哲保身了,连做缩头乌龟都千难万难,这时候你指望他仗义相助,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纯属笑谈。崔、郑毕竟是政治盟友,政治盟友以利益为基础,信义那玩意儿都是用来欺世盗名的,关键时刻就原形毕露了。

“如此说来,你要调用高都公（李公挺）的人马？”崔赜冷笑道。

郑元寿两手一摊,故作无奈地说道,“高都公负责卫戍慈涧道,屯兵西苑,距离东都近在咫尺,距离显仁宫也不足百里,保护东都本来就在他的职责范围内,某不调用他的军队,难道还舍近求远,从函谷关以西调军回援？”

崔赜大怒,毫不客气地指着郑元寿厉声质问,“莘公,你这是落井下石,还是故意挑衅,要与我崔氏反目成仇？

郑元寿一看崔赜恼羞成怒要翻脸了,不得不略作退让,“从函谷关以西调兵需要时间,但形势危急,一旦公再败,叛军直杀东都城下,卫府的罪责就严重了,所以你告诉某,如果某不调用高都公的人马,又如何以最快度支援东都？”

崔赜要的就是郑元寿的这句话,当即就把自己献给越王的计策说了出来。郑元寿一听头皮就有些麻,这事牵扯到秦王杨浩,那就更复杂了,秦王杨浩就是个“祸害”,搞得不好就会惹祸上身。至于把高都公李公挺的防区调整到邙山,以方便他代替秦王杨浩主持河阳都尉府的工作,实际上不值一提,因为这个计策的真正要害之处不是保护秦王杨浩,而是为什么要保护秦王杨浩。

“观公（杨恭仁）是否同意复出？”郑元寿急切问道。

目前在宗室里面,观国公杨恭仁的威望最高、权势最大、谋略更是出众,东都上上下下都看好他,只要他本人不出问题,丁忧期满后,必定进入中枢核心,以代替他父亲杨雄和叔父杨达在核心决策层中的位置,以此来维持中枢核心层中各大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

这段时间不要看他深居简出,寂静无声,实际上两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视线之内,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也是他身为皇族的使命所在,正因为如此,杨恭仁的突然“复出”也就富含了太多的政治意义,两京大大小小的政治势力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杨恭仁的复出必将牢固越王杨侗的地位,维护和增加越王杨侗的权威,这显然有助于处理当前的东都危机。

然而,从皇统之争的角度来说,杨恭仁此刻的“复出”,某种意义上可以解读为“站队”,而以杨恭仁在宗室中的地位和权势,他在新一轮的皇统之争中早早“站队”,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又会造成两种结果,一种是有利于越王杨侗,一种是不利于杨恭仁本人。所以从杨恭仁的立场来说,他也很矛盾,不“复出”可能陷东都于崩溃之危,而“复出”了则有可能陷自己于万丈深渊。

崔赜冷冷地看了郑元寿一眼,“你这是明知故问。”

郑元寿的确在明知故问。观国公杨恭仁若想最大程度的从自己的“复出”中剔除掉“站队”这一不利解读,秦王杨浩就必须先回京。秦王杨浩的资历、威望、权势都不足以帮助越王杨侗巩固和加强自身的地位,但他的回京可以在政治上解读为,危急时刻宗师力量齐心协力共保国祚,这样一来观国公杨恭仁的“复出”最起码在宗室和在圣主的眼里不至于被直接解读为“站队”。如此简单的手段,以k元寿的政治经验,怎会看不出来？

“风险很大。”郑元寿叹道。

“你对观公没信心？”

“某对观公有信心,但某对观公的敌人更有信心。”

崔赜顿时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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