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子盖仔细权衡利弊后,选择了兼顾东、南两线防御之策。他确信黎阳叛乱了,杨玄感正向东都杀来,所以伊阙这一战只能战决,若不能战决,东都必定陷入两线甚至是三线作战之窘境,兵力根本不够,因此选择兼顾东、南两线防御是唯一的办法,这样最起码不至于让杨玄感从京师东线长驱直入,最起码可以给东都赢得更多的加固城防的时间。另外裴弘策阳奉阴违,接到命令后不但没有南下伊阙,反而东进偃师了,摆明了要与他樊子盖对着干,为缓和矛盾,“将计就计”把他赶至洛口仓也是一件好事。

当然了,这实际上还是杨恭仁在郑元寿离京当天对东都防御所做调整的“改进版”,樊子盖选择了妥协接受,而杨恭仁也给了樊子盖面子,不至于让他因为伊阙一战的失利而颜面无存。

樊子盖的选择在杨恭仁和崔赜的预料当中。

这位寒门出身靠政绩一步步走到权力顶层的大佬,为官为人都很刚直,如果不是圣主的提携,他的仕途也就止步于封疆大吏了,而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性格和为政风格虽然有助于圣主以强硬手段推行激进改革政策,但在危机时刻的极其复杂的政治博弈中,不够变通的缺陷就不好了,甚至会加重危机。这一次樊子盖如果痛痛快快地以手上的权力来换取几大势力之间的合作,就不会激化与裴弘策之间的矛盾,更不会给韦云起“落井下石”的机会。从当前形势来分析,东都最终还是要固守待援,既然固守,防守兵力当然越多越好,而若想防守兵力多,实际控制军队的几大势力就必须齐心协力,不能互相拆台互相算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给予他们足够的利益,给予利益的前提是分享权力,结果樊子盖拒不妥协,于是危机必然严重。

危机严重了,樊子盖再妥协就迟了,很多事情都不可收拾了,但他不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归罪于对手,把怨恨记在别人头上。

“既然叛军已主动撤回伊阙,而我们在伊阙战场上的目标也调整为压制叛军于伊水一线,那我们是否可以把更多主力调至京师东线？”樊子盖主动提出了一个建议。

杨恭仁和崔赜四目相顾,眼里都不由自主地掠过一丝阴戾,这个人不可救药了,圣主信任他的忠诚没有错,但委以留守东都之重任实在是大错特错。

“伊阙战场由公（李浑）全权负责。”樊子盖继续说道,“河南令达奚善意增援黑石关,周郎将率军驻防柏谷坞,隔洛水与偃师费郎将互为支援,如此可确保偃师防线之坚固。”

这个建议听上去不错,本来五路大军攻打伊阙,现在把其中四路大军都调到了京师东线,东线防御确实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但南线防御呢？就靠李浑一个人？李浑帐下有上万精锐,实力的确不俗,但问题是,你把矛头对准了李浑,李浑怎么想？你这不是摆明了要把齐王杨喃和杨玄感拉到一起吗？你蓄意陷害齐王,就是陷害李浑,李浑焉能善罢甘休？退一步说,就算李浑忍气吞声,不惜代价把贼帅韩相国压制在伊阙,双方打得两败俱伤,你的如意算盘得逞了,但李浑伤痕累累了,我们拿什么坚守东都？东都方圆几十里,有南北两个外郭,有皇城和宫城,独孤盛和费曜的军队加在一起最多守住皇城和宫城,外郭怎么办？难道就靠裴弘策和达奚善意的京畿地方军？难道你不知道这些地方军都是由京畿地区的乡团宗团组成,而这些乡团宗团大部分都是弘农杨氏的附庸,一旦他们临阵倒戈,岂不把东都拱手相送？

杨恭仁闭紧了嘴巴,他已无话可说。说什么？樊子盖的目的很简单,紧紧抓住周仲不放,无论如何都要控制一支军队,有了军队他就能保住自己的话语权,名义上他妥协了,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想妥协,他一定要牢牢掌控东都。

崔赜手抚长须,欲言又止,最终还是一声低叹。

午时,周仲率部渡过洛水,急向鹿蹄山推进,很快便与李浑部形成了齐头并进之势。

同一时间,打着河南令达奚善意旗号的费曜也调转方向,向鹿蹄山急推进。

初六日黄昏,李浑部在距离伊阙口五里外安营扎寨。周仲部在鹿蹄山西北方向五里处扎营。费曜和达奚善意会合于伊水,在鹿蹄山东北方向扎营。

伊阙战场上,官军对叛军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

樊子盖、杨恭仁和崔赜准备离开蒯乡回城,新的命令将在子夜前下达,明天伊阙战场就只有右骁卫将军李浑一个人战斗了。

就在这时,越王急令,河内、荥阳均有急奏,回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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