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皆无语,就连年幼的越王杨侗都觉得韦津这个民部侍郎做得太过了。

东都和西京的矛盾太大,迁都的背后不仅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是关陇贵族集团及关陇地区利益的损失,是关陇人、山东人和江左人之间的激烈博弈,还是改革和保守、中央集权制和门阀士族制之间的一次强烈碰撞,所以都城虽然迁了,甚至迁都快十年了,但因为改革和保守这对核心矛盾越来越大,关陇人又竭尽全力予以阻挠,再加上圣主一次次南下北上巡视四方,还连续动了西征东伐两场对外战争,导致中央始终没办法把精力完全集中到迁都一事上,很多细节性的和根本性的工作都没有完成,甚至有些工作因为阻力太大都没有正式启动,结果便形成了两京共存之政治畸态。

两京共存的政治畸态,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城池、禁中、中央府署都去了东都,人也去了东都,但心却留在西京,东都只是个躯壳,而西京则是灵魂。这种政治上的妥协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关陇、山东和江左三大政治集团对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也不能理解为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更不能将其解释为中土展壮大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而是对国之权柄的一种人为的割裂和伤害,集权的步伐迈得太快,走得太急,已经远远越了中土所能承受的极限。中土历经四百余年的分裂和战乱,刚刚统一不久虽然吃饱穿暖但距离元气的恢复尚遥遥无期,它终究还很虚弱,任何急功近利或者拔苗助长的不当疗法都会给它以致命一击。

面对现状,东都的想法是,等我把内忧外患解决了,赢得了一个长期且相对稳定的国内外大环境,我就动手把西京这个痼疾根除了,而西京自始至终就没有放弃夺回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西京的想法是,想方设法不遗余力竭尽全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持续不断地破坏国内外的政治环境,最终达到摧毁东都之目的。

今日东都的这场危机,实质上就是源自两京之间的激烈矛盾和冲突,始作俑者就是西京,西京就是危机背后的幕后推手,就是危机爆的源头。

如果东都代表了改革、激进、新生和未来,那西京就代表了复旧、保守、腐朽和没落。杨玄感、弘农杨氏以及所属的河洛贵族集团的政治理念本质上是保守和腐朽,是西京政治利益的代表,所以在东都的眼里,杨玄感及以他为的叛逆同盟与西京的利益诉求完全一致,两者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西京不但不能信任,更不能让西京军队进入东都战场,,那纯属引狼入室,自寻死路。

现在韦津竟然公开提出要去西京求援,这是什么心思？刚才他还振振有词的质疑樊子盖可在东都城下看到了杨玄感,阻止他如实奏报圣主,但一转眼,他又振振有词地说东都危急,他要去西京求援。老家伙,你变脸比翻书还快,还有没有底线？

越王杨侗向杨恭仁投以求助眼神,他不知道如何答复韦津。

杨恭仁暗自叹息。韦津是开国勋臣韦孝宽之子,关中韦氏的中坚力量,他在东都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关中韦氏的利益,实际上也代表着西京的立场,而从韦津的举动中可以看出,西京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就等到东都这场“大戏”上演了。

与此同时,可以肯定,随着韦津的离京,谣言也将甚嚣尘上,东都的贵族官僚们必定闻风而动,以最快度逃离东都,避难西京,东都很快就会变成一座空城。东都陷入混乱,必将影响到东都的坚守之策,而东都贵族逃亡后,东都也就失去了大量的“质任”,杨玄感可以无所顾忌地放手狂攻,西京、军方乃至地方大员们也乐得以轻松心态坐山观虎斗作壁上观,如此东都失陷的可能大大增加,一旦东都被毁,变成废墟,西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好算计,看上去一切尽在西京的掌控中。

杨恭仁轻轻颔。

“善”越王杨侗小手一挥,“那就辛苦武阳公了。”

六月初六,河北,河间郡,景城,河北讨捕大使行营。

现在行营内的河北将士已多达六千余人,这证明博陵崔氏和崔弘升在河北的号召力还是非常大,永济渠以北九个郡县都给了崔弘升以积极支持,而永济渠以南五个郡贼势过于猖獗,有心无力,反而需要崔弘升的帮助。但河北的资源终究有限,两次东征几乎耗尽了河北的人力物力财力,以致于当永济渠以南郡县连遭天灾后都未能有效赈济,结果叛乱迭起,天灾加人祸给了河北沉重一击,在这种恶劣局面下,崔弘升能在短短数月内征召到六千余将士、两万余工匠民夫,还有维持数月戡乱剿贼所需的钱粮辎重,已经难能可贵了。

然而,无论是圣主、中枢还是东都,都对河北局势迟迟不见好转,对河北叛贼屡剿不平十分不满,对崔弘升这位河北讨捕大使更是极力施压,但崔弘升不为所动,他是河北人,必须把河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无节制的“敲骨吸髓”置河北于死地,那是竭泽而渔,亦是自掘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