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三日,深夜,西京接到了东都留守樊子盖出的“出兵支援”的请求。

这一请求不是由越王杨侗出,而是由东都留守府樊子盖出,足以说明东都内部矛盾非常激烈,同时也说明越王杨侗对东都形势的展趋势有清醒的认识,他不想看到这场军事政变演变为皇统大战,不想看到东都因此变成废墟,但樊子盖的想法显然不一样,他要借助这场风暴给保守力量以致命一击,不但要摧毁杨玄感,还要重创关陇本土势力,为此不惜付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乃至东都变成废墟的巨大代价。

樊子盖的想法代表了改革派的立场。二次东征已不可持续,而连续两年东征失败把圣主和改革派推到了“政治悬崖”的边上,生死悬于一线之间,改革派们为之疯狂,他们没有退路,没有选择,只有不惜代价击败保守派,才能拯救自己,才能拯救改革,才能继续把持最高权柄维持自身利益。

当然了,改革派在这场风暴中将会付出多大的代价还是个未知数,改革派有信心也有实力把自身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而有信心有实力利用这场风暴达到自身目的的远不止改革派一个,各大势力都要大展拳脚、各显神通。

樊子盖请求西京“出兵支援”坚定了卫文升的决心,西京的改革势力为达目的,也要破釜沉舟了。

这一消息也坚定了关陇本土人的决心。改革派都不惜代价,都要破釜沉舟了,自己这边还有选择吗？没有选择,唯有迎头而上,唯有浴血厮杀了。

中立派冷眼旁观,不论形势如何展,他们都是明哲保身,火中取栗的“渔翁”肯定没有独善其身的“乌龟”安

宗室和山东人不得不坐下来仔细商讨了。

在这场风暴中,宗室十分被动,为了国祚他们必须支持圣主,必须帮助改革派,与改革派合作,同样还是为了国祚,他们必须最大程度的保护保守派,杨玄感一系全军覆没后,河洛势力奄奄一息,就靠关陇本土势力独自抗衡改革派了。宗室倒不是要刻意维持改革和保守两派对峙之局,而是关陇本土和河洛这两大贵族集团是国祚的根基,是大隋王朝赖以生存展的基础,一旦这个根基、这个基础在这场风暴中坍塌了,国祚还能安稳？王朝还能兴盛？西京的宗室力量较为薄弱,仅靠杨则一人独木难支,必须寻找盟友,而当前最好的盟友就是山东人,就是以崔氏为的河北人

山东人坐山观虎斗,关陇人自相残杀是他们愿意看到的,改革派和保守派打个两败俱伤对他们也非常有利,但关键问题时,无论是关陇人,还是改革派,面对山东人这样一个窥伺一侧、虎视眈眈的“庞然大物”,谁敢掉以轻心？山东人可以坐山观虎斗,但若想趁火打劫、渔翁得利,难度就很大了,稍有不慎就会卷进去,打不着狐狸反惹一身骚,太不划算。

刑部侍郎明雅、尚书右司郎卢楚、秘书丞崔民令都是河北人,他们与东都的河北人保持一致,东都那边的观国公杨恭仁、秦王杨浩和崔赜结盟了,西京这边他们与有司谒者杨则也结盟了。

内史舍人郭文懿出自山东太原世家,从山东人的整体利益来说,他支持河北人,但从地域利益来说,他不想过度介入到这场风暴中。

京兆内史李长雅出自赵郡李氏辽东房。这一房的李弼一脉崛起于关陇,与关陇人走得近,但他们又无法割舍自己与赵郡李氏的关系,所以始终游离于两大贵族集团之间,然而这一次他们必须站在关陇本土贵族一边,因为他们家的蒲山公李密是杨玄感的同党,参与了这次兵变,家族若想与李密划清界限,就必须去东都诛杀李密大义灭亲,必须亲自去剿灭杨玄感以表对圣主的忠心。

六月十四日,凌晨,西京皇城尚书省内依旧是争执激烈,各方在出兵东都、增援河右和留守西京的诸多细节上迟迟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西京留守卫文升拒不让步,坚持支援东都的人马必须达到两万,而李仁政做出了妥协,愿意把增援河右的军队降到一万人,但再降他就不同意了。五千人马增援河右实际上很难起到什么实质性作用,尤其在中央“有所取舍”的决策下更难有作为,但军方对河右战局依旧抱有信心,试图在困境中迎难而上杀出一条血路,即便保不住西河也要力保河右无恙,而前提就是必须保证增援部队有足够强悍的实力。

在统兵权上,卫文升也是寸步不让,他坚持要亲自率军支援东都,坚持由代王杨侑留守西京,坚决把这场风暴控制在军事政变范围内,不允许它演变成皇统大战,不给居心叵测的关陇本土贵族以任何摧毁东都摧毁改革的机会,而以民部侍郎韦津、给事郎赵长文、殿内少监韦圆成、鸿胪少卿苏夔为的关中本土权贵却坚持要由代王杨侑领军出战,理由很充分,代王杨侑要利用这个机会建立功勋,要为其在问鼎路上走得更远赢得更多机会。你卫文升蓄意阻挠代王建功目的何在？居心何在？你以这种强硬姿态公开介入到皇统之争中,必将得罪整个关陇本土贵族集团,你可考虑到了它的严重后果？

双方各怀其利、各执一词、各不相让,再加上宗室和山东人同样不愿意代王杨侑率军出战,但同时又不愿意站在改革派一方与关中本土权贵撕破脸,只能从中“和稀泥”,结果非但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让局面更为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