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二人商议妥当，并不代表裴世矩马上就能成行。

p>如此大事，关系国运，不但需要中枢最高决策层的一致同意，还需拟制详细方案，把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问题都要考虑周全，中央、卫府、地方官府、西北军、西域校尉府等相关府署也要通力配合，是一项浩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亦不能说走就走。

裴世矩是此“工程”的起者和执行者，此趟西行，主要是起统筹、协调、指挥和决策作用，具体事情还需要中央和地方上的军政官员具体去做，这就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其执行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裴世矩信誓旦旦，但也没有拍着胸脯做出承诺，实际上就算他做出承诺，圣主和中枢重臣们也不会相信，也就姑且听之，做好两手准备，备好预案，一旦裴世矩此行未能达成预期目标，则马上改弦易辙，另行他策。

圣主的目标已经很明确，尽快动第三次东征，所以他给裴世矩的时间非常有限，最多到今年年底，满打满算五个月，扣除掉赶路的时间，裴世矩实际上可以用来完成谈判的时间，理论上不足三个月，时间太少。

目前国内外局势都不好，国内有顽固的保守派，国外有凶狠的北虏，危机四伏，圣主和中枢焦虑不安，急于逆转，于是动第三次东征就成了最“便捷”的“救命稻草”。此举虽有急功近利之嫌，但若一切顺利，实现了全部预期目标，对内可重建威权，对外可武力威慑，则国内外局势都能迅逆转，的确有立竿见影之效。但第三次东征不能拖，明年春天必须开始，如果拖到后年乃至更久，“黄花菜都凉了”，它就不是“救命稻草”，而是自杀的“绞索”了。

这就是圣主限制裴世矩完成任务时间的原因所在，其用意并不是增加任务的难度，而是警告裴世矩，必须分清这个任务的主次。

裴世矩西行的主要任务是“摧毁”西京拿来要挟东都的政治“筹码”，迫使西京必须向东都妥协，最起码不要公开反对第三次东征。

楸圣主也会妥协，他的“底线”是，你可以不支持第三次东征，但你不要和我唱反调，你可以保持沉默。你有西北危机要解决，你忙你的，我甚至可以给你“资源”支持，条件只有一个，闭上你的嘴巴。

裴世矩西行的次要任务才是遏制和打击大漠北虏，因为这并不是动第三次东征的必备条件。也就是说，圣主实际上没有限制“次要任务”的时间，他限制的是“主要任务”的时间，他要求裴世矩必须在年底之前，以明确的不可置疑的事实告诉西京，你们要挟东都的政治“筹码”完蛋了。而这一点，裴世矩肯定能做到，就是他主观上是否愿意做，如果他不愿意，蓄意阻碍第三次东征，那问题就复杂了。

裴世矩如果西行成功，对外可遏制大漠北虏，对内可压制西京保守势力，这与第三次东征的最终目的基本一致，可以以最小代价赢得最大利益，但唯独不能让圣主和中枢洗刷掉东征失利的耻辱，重建威权，而威权太重要了，关系到执政者的存亡，改革的成败，不可坍塌。

当然，西京在政治上的妥协只是圣主动第三次东征的必备条件之一，其他条件如果不具备，第三次东征还是圣主的一厢情愿，所以对圣主来说，为确保稳妥，裴世矩此趟西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样即便没有第三次东征，中土也能依靠与西突厥人的合作赢得逆转当前危局的机会。

目前第三次东征还处在“设想”阶段，中枢大臣们对这一“设想”十分悲观，核心决策层也有较大争议，但圣主对此乐观、积极且态度坚决，卫府持主战立场的统帅们也是“摩拳擦掌”。这导致裴世矩在拟制此次西行策略的时候，很难兼顾到各方立场，无法做到两全其美，其直接后果就是让军政两界对此策略做出“误读”，继而蓄意设置障碍，那就麻烦了。

正当裴世矩为西行策略耗费心神，殚精竭虑之刻，内史舍人封德彝的书信送到了裴世矩的案头。

裴世矩很吃惊，他万没想到齐王及其支持力量竟然在如此危急时刻“杀进”北疆，导致本来就不好的南北局面“横生枝节”，稍有处理不慎，南北关系必然会迅恶化。

裴世矩对齐王的评价大为改观。齐王这步棋走得好，走得妙，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恰好击中了圣主和中枢的要害，攻圣主和中枢之所必救，可谓一击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