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夜，河北，高阳宫。

圣主出离愤怒了。

江南叛乱也就罢了，毕竟统一时间短暂，江南总有一些极端者不甘失败，幻想通过分裂和战乱来重建南人的小王朝；江南贼刘元进公开支持和响应杨玄感，这也可以理解，毕竟老越国公杨素的权势太大，门生弟子亲朋故旧太多，而杨玄感及同党为叛乱又谋划布局了很多年，江南出现这么一支叛乱武装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杨玄感八月初就已覆灭，其同党韩相国及叛乱军队亦在同月被剿杀于颍川，而政治清算也在两京如火如荼地展开，这种良好局面下，江南这支叛乱武装不但没有被迅剿灭，反而横扫三吴，江南贼刘元进更是嚣张到了极致，竟然开国称帝，割据称霸，公然分裂中土，公开破坏中土的统一大业，这就是直接打圣主和改革派的脸，而且打得鼻青脸肿，颜面尽失，权威丧尽。

圣主苦心经营江南十几年，正是利用江南的力量赢得了江左政治集团的支持，并利用这一庞大实力赢得了皇统，所以江南就是圣主的政治根基，就是圣主的“后院”，江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力更是圣主推进集权改革的经济后盾，而江左政治集团亦是以圣主为的改革派的核心力量，但如今后院失火，江南叛党公开支持杨玄感和保守派，实际上就是公开背叛圣主和改革派，而更要命的是，江南贼党竟然开国称帝、割据称霸，竟然分裂中土，悍然走上了圣主和改革派所坚持的统一和集权的反面，这是釜底抽薪，倒戈一击，“自家人”一刀砍在圣主和以江左人为主的改革派的背后，砍得鲜血淋漓，脸面无关，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很明显，江南局势急转直下，恶化到如此极度地步，其背后必有推手，有推波助澜者蓄意为之，利用江左人对关陇人的仇恨，利用集权改革对他们切身利益损害所造成的不满，蓄意推波助澜，妄图以混乱江南大局来打击圣主和改革派，以削弱江南财力来反击集权改革，但形势展到这一步，激烈的政治斗争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杨玄感没有完成的改朝换代的篡国“大业”，东都兵变没有达成的分裂中土、摧毁统一之目标，都在杨玄感兵变失败两个月后，由江南叛乱者全部实现了。江南贼刘元进的割据称帝，打开了中土分裂的“魔盒”，叛乱的“滔滔洪水”撕裂了统一大业这个坚固“堤坝”，汹涌咆哮而出，摧枯拉朽，不可阻挡。

怎么办？如何应对？

圣主在思考，以宇文述、虞世基为的中枢改革派也在思索，刚刚得到消息的中枢核心层重臣们同样急谋对策。

先当然是平叛，把刘元进等罪大恶极的叛逆，以及支持和帮助他们的江南豪望，统统诛杀，但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用什么办法在最短时间内，把因刘元进称帝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彻底消除，把分裂和战乱的“魔盒”紧紧关闭，把“决口”的统一大业这道“堤坝”重新加固。这关系到了中土的未来和国祚的存亡，必须倾尽全力，必须达成目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一旦统一大业这道“堤坝”坍塌了，叛乱的“洪水”席卷中土，割据称霸者此起彼伏，中央迅失去对地方的控制，皇权沦陷，则国祚必亡，中土再次陷入分裂，战乱再起，北虏呼啸而下，历史将重演五胡乱华之黑暗一幕。

实际上办法都有，对策也很简单，政治上改革派立即与保守派妥协，停止集权改革，军事上立即结束东征，远征军迅返回国内，一部分军队卫戍长城以加强北疆防御力量，一部分军队立即赶赴各地平叛以稳定国内局势，而经济上则休养生息，力争以最快度恢复国力，至于国防和外交战略，也立即从积极防御、对外扩张迅调整为消极防御、闭关自守。

这其中最关键最要害的地方，就是停止中央集权改革。

国内政局和国内形势之所以恶化到今天这种地步，频繁的对外征伐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圣主和改革派加快了中央集权的改革步伐，严重损害了以豪门世家为主的贵族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严重危及到了门阀士族政治制度的生存根基，导致改革和保守这对核心矛盾迅激化，而频繁的对外战争正是转嫁内部矛盾的最好政治手段，但对外战争的失利使得这一手段的弊端无限放大，促使这对核心矛盾轰然爆，两大对立政治集团随即从朝堂上的政争演变为战场上的厮杀，内战就此拉开帷幕，分裂和战乱的“魔盒”就此打开，黑暗即将笼罩中土。

那么，改革的步伐能否停止？

答案是否定的，不论是圣主还是宇文述、虞世基等改革派，都绝无可能停止改革。

停止改革意味着失败，失败就要付出代价，改革派必然会失去对朝政的控制，失去执政权，然后遭到政治清算，然后他们这些改革派连同集权改革都将成为历史，所以哪怕形势再险恶，哪怕集权改革事实上已经难以为继甚至已经失败，改革派也不会停止改革，不会因此修改或废止之前所颁布和实施的改革政策，更不会承认改革失败拱手交出执政权。